关于英语是不是应该在高考中降低分值，甚至取消，这个话题，在知识界是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的。因为知识界的主流是西方的学问，而西方学问的主流语言又是英语。
削弱英语，就是削弱学问的根基。以我有限的观察看，至少国内培养的文科学者中，能熟练运用英语的，为数尚不太多。偶尔有留学英语国家获得博士学位者，翻译起英语学术著作，也是理解错误频频。所以，总体说来，目前形势本不乐观。
但是一味迷信英语的力量，只重视孩童的英语教育而轻忽汉语，即母语教育，刻意培养“香蕉人”，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也会陷入误区。
我国是学习英语的第一大国，单就学习者数量而论。但平均水平不见得比很多人动辄嘲笑的邻邦高到哪里去。此外，能在背单词、做习题之余，对英语本身的历史稍加研究的，更是不多。这就使得许多人在英语学了很多年后，犹不能窥见这门当今世界唯一通用语的特性所在。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。
这里推荐几本书，希望能对此局面有所匡救。
首先，要确立一个观念：语言与生物很相似，都在进化，英语也不例外。不要以为古汉语和当代汉语差别很大，而英语却一直是ABCD。如果看一眼古英语（Old English）的文本，你可能根本认不出它是当代英语（Present-Day English）的祖先，里面有些字母今天只出现在IPA的音标书写系统里。所以，要尽快读一点英语的历史。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的名作《英语史》（北京：商务，1991），是很好的入门读物。这本书是用汉语写的，浅近易懂，例证丰富，归纳总结得十分清晰，也综合了当时不少海外英语历史的研究资料。此书一度成为高校英语系的教材。可惜的是，出版之后，再未修订，如今李先生谢世多年，而且据我所知，没有几家高校的英语系还开《英语史》课。此书竟成了冷门。
Robert Burchfield的《话说英语》（The English Language）于1992年由北京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权，配以短序，影印出版。作者是英国著名的辞书学家，原籍新西兰，《牛津英语大词典》（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）四卷本补编的主编，晚年还修订了英语世界风行一时、被语言描述派（descriptivism）仇视为语言规范派（prescriptivism）罪恶之源的牛津版《福勒英语惯用法词典》（Fowler’s Modern English Usage）。本书从词典编纂者的角度阐释英语历史，特别注意词汇的嬗变。难能可贵的是，篇幅虽短，信息量却很大，权威的语气里偶尔有几丝英式幽默。作者强烈的精英主义语言观：“牛津英语中心论”要到他做《剑桥英语史》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；北京：北大社，2002）分卷主编时，才尽显无遗。
《剑桥英语史》全套六卷，从古及今，近三千页，编者队伍汇集了英国各地权威的英语语言学者。大概这套书很少有中国人会读全，首先是涉及古英语和中古英语（Middle English）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，其次是学术性很强，不少内容就是论文，对一般英语学习者几乎毫无助益——当然，可以令他们深切感受到语言研究的玄之又玄。我的阅读建议是倒过来读，从第六卷开始，读到实在看不懂为止。Burchfield在其中一卷里，就明确提出，英国英语乃英语之正宗，牛津英语系英国英语之楷则。这样的论调，今天听来，简直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。
英语史一卷本的“标准”读物，是Albert C. Baugh等写的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。2003年，外研社引进过第四版。从版次就能看出，此书在学术界很受欢迎，后辈学者也积极修订。相比之下，李赋宁先生的著作就寂寞多了。
这四本书都是描绘英语的历史全貌。如果对局部有深入的兴趣，推荐Otto Jespersen的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。作者是丹麦人，哥本哈根大学教授，20世纪初的语言学巨匠。该书为其扛鼎之作，许多学者甚至尊奉其为英语语法研究的“天下一人”。值得称道的是，全书不但条分缕析，精细入微，而且例多书证，时引名家手笔，可谓琳琅满目。以今天的眼光看，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今英语的现状，例如，他说a young person一定是指“年轻女子”，因为表达“年轻男子”有youth这个词。但作者以一非母语者，能著如此之作，且广为《牛津英语大词典》引用，洵为空前绝后之天人也。
身为教育家，Jespersen考虑到一般读者或许无法读竟全书六卷，就化繁为简，择精选要，写成一卷本的《英语语法精要》（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），还在自序里特别说明，论语音的两章，如一时难以读通，不妨跳过。可能你会问：他的语法，说来这么神奇，和咱张道真、薄冰的畅销语法书，有啥区别吗？区别就是，根本是两类。Jespersen的语法是建立在历史语料分析的基础上，透露出他的语言哲学观的；张、薄两公的语法，是供中国人英语学习之用，语料绝大多数不源自书证，而是为教学便利，自行编写或改写的，也没有什么语言哲学观可言，更不要说是Jespersen那样原创的观点（如语句结构可分为primary、secondary、tertiary的“三品说”）了。
语法之后，说说词汇。观察词汇最佳工具之一，就是词典。但没有几本英语词典，能像《牛津英语大词典》这样卷帙浩繁，更没有几本词典，能像它那样覆盖七百余年间不断生长壮大的英语。最令学界欣喜的，是该词典在线版的多种高级搜索功能。例如，在线版能在几秒钟内，在数万页的全文中，找出包含特定词、词组、句子的例证。但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，词典所有的例句，采自古往今来各类英文手稿与印刷物的数百万条，并不是为了表现词目词（组）用法而存在的。它们的作用很单一：证明在某一年，这个词（组）出现过。如果还能体现用法，例如必须与定冠词搭配使用，或只能接介词to，这都是计划外的副产品。这一特性遵从整部词典在19世纪草创时的理念：记录英语发展的历史。
关于《牛津英语大词典》，坊间的非虚构作品都有不少。如第三任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任主编James Murray孙女K. M. Elizabeth Murray写的《陷入字网：詹姆斯?默里与〈牛津英语词典〉》（Caught in the Web of Words: James Murray and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；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1999），史料价值很高，反映了日不落帝国残阳夕照之际，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对“总结”、“定型”帝国语言的高涨热情。
Simon Winchester的畅销书《教授与疯子》（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: A Tale of Murder, Insanity, and 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；北京：世纪文景，2009）和《OED的故事》（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: The 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；北京：世纪文景，2009）煽情有余，严谨不足，适宜激发研究兴趣。
在研究《牛津英语大词典》的学术著作里，我特别推荐John Willinsky的《词语帝国》（Empire of Words. Princeton, NJ: Princeton UP, 1994）和Phil Benson的《种族中心主义与〈牛津英语大词典〉》（Ethnocentrism and the Dictionary. London: Routledge, 2001.）。
前者梳理历史脉络，结合政治语境，指出该词典的横空出世，与钦定版基督教《圣经》的广泛发行、莎士比亚的声名盛隆，都是大英帝国文化形象建设的需要。后者则从词典文本入手，借助电子版搜索工具，将许多原本查阅者可能忽略的有趣例句，搜集比对，凸显出词典的盎格鲁—撒克逊至上主义倾向。两书可谓相辅相成，为我们解读这部词典，乃至解读整部英语演进的历史，提供了一个新视角。
在东亚，包括中国和日本，近代受西方冲击影响，民族主义情绪时或抬头，常闻“英语乃帝国主义侵略工具”的骂声。语言与帝国主义，究竟有何关系，前者如何促进后者，后者如何利用前者，可读Robert Phillipson的《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》（Linguistic Imperialism；上海：外语教育，2000）。此书视野虽然少及我国，但与上面提到的两本书比较，就属于宏观的研究，另有一番风景了。
书目就介绍到此为止。最后，让我们重温这个理念：英语不是静态的，不是僵化的，而是一部活泼泼的历史，这部历史还在不停地续写中。而且，既然是历史，也总会与各种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。
但是，有一点必须始终明确：我们中国人学习英语，目的不是寻求融入“大英美共荣圈”，而是更深入准确地了解整个世界的过去与现在，最终还是为了实现本邦的伟大复兴。